卷九 · 第29篇
子墨子言曰：“凡出言談，由文學之為道也，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。若言而無義，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，則雖有巧工，必不能得正焉。然今天下之情偽，未可得而識也，故使言有三法。三法者何也？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其本之也，考之天鬼之志，聖王之事；於其原之也，徵以先王之書；用之柰何，發而為刑。此言之三法也。
【白話】 墨子說：“凡是發表言論、著書立說，作為一種立身行事的法則，就不能不先確立判斷是非的標準和法度。如果說話卻沒有判斷的標準，就好比在不停旋轉的陶鈞（製陶用的轉盤）上去標定日出日落的方位，即使有技藝高超的工匠，也一定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。如今天下事物的真偽還不容易辨認清楚，所以使言論的判斷要有三條法則。哪三條法則呢？有作為根本依據來考察的，有作為來源依據來推究的，有放到實際中去檢驗運用的。所謂考察根本，就是用上天和鬼神的意志、古代聖王的事蹟來驗證它；所謂推究來源，就是用先王留下的典籍來印證它；所謂檢驗運用，又怎麼做呢？就是把它推行到刑法政令中去考察它的效果。這就是判斷言論的三條法則。”
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，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，以眾人耳目之情，知有與亡。有聞之，有見之，謂之有；莫之聞，莫之見，謂之亡。然胡不1嘗考之百姓之情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來者，亦嘗見命之物，聞命之聲者乎？則未嘗有也。若以百姓為愚不肖，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，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來者，亦嘗有聞命之聲，見命之體者乎？則未嘗有也。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？古之聖王，舉孝子而勸之事親，尊賢良而勸之為善，發憲布令以教誨，明2賞罰以勸沮。若此，則亂者可使治，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為不然，昔者，桀之所亂，湯治之；紂之所亂，武王治之。此世不渝而民不改，上變政而民易教，其在湯武則治，其在桀紂則亂，安危治亂，在上之發政也，則豈可謂有命哉！夫曰有命雲者亦不然矣。
【白話】 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的認為命運並不存在。我之所以能夠知道命運是有還是沒有，是憑藉眾人耳聞目睹的實際情況來判斷它的有無。有人聽到過它、有人看見過它，就說它存在；沒有人聽到過、沒有人看見過，就說它不存在。那麼為什麼不試著考察一下百姓的實際經驗呢？從古到今，自從有人類以來，可曾有誰見過命運這種東西、聽過命運的聲音嗎？根本就不曾有過。如果認為百姓愚昧無能，他們耳聞目睹的經驗不足以作為依據來制定標準，那麼為什麼不試著考察一下諸侯流傳下來的言論傳說呢？從古到今，自從有人類以來，可曾有諸侯聽過命運的聲音、見過命運的形體嗎？根本就不曾有過。那麼為什麼不試著考察一下聖王的事蹟呢？古代的聖王，舉薦孝子並勉勵他們去侍奉雙親，尊崇賢良並勉勵他們去做善事，頒佈法令來教導訓誨百姓，明確賞罰來鼓勵善行、阻止惡行。像這樣做，那麼混亂的局面可以使它變得安定，危險的局面可以使它變得太平。如果認為不是這樣，那麼從前夏桀所造成的混亂，被商湯治理好了；商紂所造成的混亂，被周武王治理好了。這世道並沒有變，百姓也沒有更換，只是在上位者改變了政令，百姓就容易接受教化了——在商湯、周武王治下就太平，在夏桀、商紂治下就混亂。可見安危治亂都取決於在上位者所推行的政令，那怎麼能說有命運在起作用呢！所以那些說有命運的言論也是不對的。
今夫有命者言曰：‘我非作之後世也，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。今故先生對之？’曰：夫有命者，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？何以知之？初之列士桀大夫，慎言知行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，下有以教順其百姓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，下有以教順其百姓，1故上得其君長之賞，下得其百姓之譽。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，流傳至今，而天下皆曰其力也，必不能曰我見命焉2。
【白話】 如今那些主張有命運的人說：‘這不是我們在後世才編造出來的，從前夏、商、週三代起就有這樣的說法流傳下來了。如今您先生為什麼要反對它呢？’墨子回答說：那些主張有命運的人，不知道這話是出自從前三代的聖明善良之人呢？還是出自從前三代的兇暴無能之人呢？怎麼知道呢？當初那些有德行的賢士、傑出的大夫，言語謹慎、行為明智，對上能夠規勸進諫他們的君長，對下能夠教導順服他們的百姓，所以對上得到君長的賞賜，對下得到百姓的讚譽。這些賢士、傑出大夫的名聲從不衰減，一直流傳到今天，而天下人都說這是他們努力的結果，絕不會說‘我在這裡看到了命運’。
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繆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闢，外之驅騁田獵畢弋，內沈於酒樂，1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。繁為無用，暴逆百姓，使下不親其上，是故國為虛厲，身在刑僇之中，必不能曰我見命焉2。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繆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闢，外之驅騁田獵畢弋，內沈於酒樂，3不肯曰：4‘我5罷不肖，我為刑政不善’，必曰：‘我命故且亡。’雖昔也三代之窮民，亦由此也。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，外不能善事其君長，惡恭儉而好簡易，貪飲食而惰從事，衣食之財不足，使身至有飢寒凍餒之憂，必不能曰：‘我罷不肖，我從事不疾’，必曰：‘我命固且窮。’雖昔也三代之偽民，亦猶此也。繁飾有命，以教眾愚樸人久矣。聖王之患此也，故書之竹帛，琢之金石，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：‘我聞有夏，人矯天命，布命於下，帝式是惡，用闕師。’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，湯與仲虺共非之。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：‘紂夷之居，而不用事上帝，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，曰：“我民有命，毋僇其務。”天不亦棄縱而不葆。’此言紂之執有命也，武王以太誓非也。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：‘女毋崇天之有命也。’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。於召公之執令於然，且：“‘敬哉！無天命，惟予二人，而無造言，不自降天之哉得之。’在於商、夏之詩書曰：‘命者暴王作之。’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，當天有命者，不可不疾非也。”執有命者，此天下之厚害也，是故子墨子非也。
【白話】 因此從前三代的暴虐之君，不約束自己耳目過度的享樂，不謹慎防範自己心志的邪僻，對外縱情馳騁去打獵射鳥（畢、弋都是獵取飛禽的器具，畢是帶柄的網，弋是繫繩的箭），對內沉湎於飲酒作樂，不顧及他們國家百姓的政事。大量做無用的事，殘暴地對待百姓，使下面的人不親附他們的君上，因此國家變成廢墟、人鬼斷絕（虛厲指國破家亡、絕後無人祭祀），自身陷於刑戮之中，可見絕不能說‘我看到了命運’。因此從前三代的暴虐之君，不約束自己耳目過度的享樂，不謹慎防範自己心志的邪僻，對外縱情馳騁去打獵射鳥，對內沉湎於飲酒作樂，卻不肯說：‘我疲弱無能，我處理刑法政務不好’，反而一定說：‘我命中本來就該滅亡。’即使是從前三代那些走投無路的窮困百姓，也是如此。對內不能好好侍奉自己的親人，對外不能好好侍奉自己的君長，厭惡恭敬節儉而喜好怠惰苟且，貪圖吃喝而懶於勞作，結果衣食財物不夠用，使自身以致有飢寒受凍捱餓的憂患，卻絕不肯說：‘我疲弱無能，我做事不勤快’，反而一定說：‘我命裡本來就該窮困。’即使是從前三代那些虛偽的百姓，也是這樣。他們粉飾渲染有命運的說法，用來教導眾多愚昧樸實的人，已經很久了。聖王憂慮這一點，所以把（反對命運的話）寫在竹簡絹帛上，刻在鐘鼎碑石上。在先王的典籍《仲虺之告》（仲虺是商湯的大臣）中說：‘我聽說那夏朝的人，假託天命，向下面發佈命令，上帝因此憎惡他，於是喪失了他的軍隊。’這說的是夏王桀堅持有命運的主張，商湯和仲虺一起反對它。先王的典籍《太誓》（即《泰誓》，周武王伐紂時的誓詞）中這樣說：‘商紂傲慢地居於其位，卻不肯敬事上帝，拋棄他的先祖神靈而不加祭祀，還說：“我的百姓自有天命，何必勤勉於政務。”上天因此也拋棄他、放縱不再保佑他。’這說的是商紂堅持有命運的主張，周武王用《太誓》來反對它。又有《三代百國》（古佚書）中說：‘你們不要推崇上天有命運的說法。’《三代百國》也是說沒有命運。還有《召公》（與召公有關的篇章）也同樣否定相信命運的說法。它說：‘要恭敬啊！沒有天命這回事，只有我們二人（指君臣自身），不要製造虛妄的言論，命運並不是從上天降下來才得到的。’在商、夏的詩書中說：‘命運的說法是暴虐之君編造出來的。’況且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如果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緣由，那麼對於上天有命運這種說法，就不能不竭力反對它。堅持有命運主張的人，是天下的大禍害，因此墨子反對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