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 · 第8篇
子墨子言曰：“今1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，皆欲國家之富，人民之眾，刑政之治，然而不得富而得貧，不得眾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亂，則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惡，是其故何也？”
【白話】 墨子說：當今治理國家的君王、公侯和大臣們，都希望國家富足、人口眾多、刑法政令清明有序；然而結果卻不是富足而是貧窮，不是人口眾多而是稀少，不是治理有序而是混亂，這就根本上失去了他們所追求的，得到了他們所厭惡的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子墨子言曰：“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，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。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，則國家之治厚，賢良之士寡，則國家之治薄。故大人之務，將在於眾賢而己。”
【白話】 墨子說：這是因為治理國家的君王、公侯和大臣們，不能用推崇賢人、任用能者的辦法來治理政事。所以國家有眾多德才兼備的賢良之士，國家的治理就穩固深厚；賢良之士稀少，國家的治理就淺薄不穩。因此大臣們的當務之急，就在於讓賢人增多罷了。
曰：“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？”
【白話】 有人問：那麼使賢人增多的辦法該怎麼做呢？
子墨子言曰：“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將富之，貴之，敬之，譽之，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，將可得而眾也。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，辯乎言談，博乎道術者乎，此固國家之珍，而社稷之佐也，亦必且富之，貴之，敬之，譽之，然後國之良士，亦將可得而眾也。
【白話】 墨子說：比如想讓國內擅長射箭、駕車的人增多，就一定要使他們富有、使他們尊貴、敬重他們、讚譽他們，然後國內擅長射箭駕車的人就能因此而增多。何況那些德行深厚、善於言辭辯論、博通治國道術的賢良之士呢——這些人本就是國家的珍寶、社稷（國家政權）的輔佐，也一定要使他們富有、使他們尊貴、敬重他們、讚譽他們，然後國內的良才賢士也就能因此而增多。
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1，言曰：“不義不富，不義不貴，不義不親，不義不近。”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，皆退而謀曰：‘始我所恃者，富貴也，今上舉義不闢貧賤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。’親者聞之，亦退而謀曰：‘始我所恃者親也，今上舉義不闢親2疏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。’近者聞之，亦退而謀曰：‘始我所恃者近也，今上舉義不避遠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。’遠者聞之，亦退而謀曰：‘我始以遠為無恃，今上舉義不闢遠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。’逮至遠鄙郊外之臣，門庭庶子，國中之眾、四鄙之萌人聞之，皆競為義。是其故何也？曰：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，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術也。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，牆立既，謹上為鑿一門，有盜人入，闔其自入而求之，盜其無自出。是其故何也？則上得要也。
【白話】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治理政事時，宣告說：“不行道義的人不讓他富有，不行道義的人不讓他尊貴，不行道義的人不與他親近，不行道義的人不讓他靠近自己。”因此國中富貴的人聽到這話，都退下來盤算說：“起初我所依仗的是富貴，如今君上選拔行義之人而不迴避貧賤者，那麼我不能不去行義。”受親近的人聽到這話，也退下來盤算說：“起初我所依仗的是親近，如今君上選拔行義之人而不迴避疏遠者，那麼我不能不去行義。”被君上親近在身邊的人聽到這話，也退下來盤算說：“起初我所依仗的是離君上近，如今君上選拔行義之人而不迴避疏遠的人，那麼我不能不去行義。”疏遠的人聽到這話，也退下來盤算說：“我起初以為自己疏遠便無所依仗，如今君上選拔行義之人而不迴避疏遠者，那麼我不能不去行義。”一直到偏遠城邑郊野的臣子、宮廷裡的庶子（旁支子弟侍從），國都中的民眾、四方邊鄙的百姓聽到這話，都爭相去行義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回答是：君上用來役使臣下的，是同一種東西（道義這一標準）；臣下用來事奉君上的，也是同一種方法。打個比方，富人有高牆深院，牆築好之後，謹慎地只在上面鑿開一道門，有盜賊進來，便關上他進來的那道門來搜捕他，盜賊就沒有出去的路了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就是因為君上抓住了關鍵要害。
故古者聖王之為政，列德而尚賢，雖在農與工肆之人，有能則舉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祿，任之以事，斷予之令，曰：“爵位不高則民弗敬，蓄祿不厚則民不信，政令不斷則民不畏”，舉三者授之賢者，非為賢賜也，欲其事之成。故當是時，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勞殿賞，量功而分祿。故官無常貴，而民無終賤，有能則舉之，無能則下之，舉公義，闢私怨，此若言之謂也。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，授之政，天下平；禹舉益於陰方之中，授之政，九州成；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，授之政，其謀得；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故當是時，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，莫不敬懼而施，雖在農與工肆之人，莫不競勸而尚意。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。故得士則謀不困，體不勞，名立而功成，美章1而惡不生，則由得士也。”
【白話】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治理政事，按德行排定位次而推崇賢人，即便是務農和在作坊裡做工的人，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，給他高的爵位，給他豐厚的俸祿，委派他辦理政事，授予他決斷政令的權力。這是說：“爵位不高，百姓就不會敬重他；積蓄的俸祿不豐厚，百姓就不會信任他；政令不能決斷，百姓就不會畏懼他。”把這三樣（高爵、厚祿、決斷之權）授予賢人，並不是為了賞賜賢人本身，而是想讓政事得以成功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按德行擔任職位，按官職履行職務，按功勞確定賞賜，衡量功績來分配俸祿。因此官員沒有永遠的尊貴，百姓也沒有始終的低賤，有才能就提拔他，沒才能就降黜他。提倡公正之義，避開私人的怨恨，說的就是這樣的道理。所以古時堯從服澤的北岸提拔了舜，把政事交給他，天下太平；禹從陰方之中提拔了益（治水之臣伯益），把政事交給他，九州（古代中國全境）得以治理成功；湯從廚房之中提拔了伊尹（曾為廚役的賢相），把政事交給他，他的謀劃都能成功；周文王從打獵用的兔網（指獵人）之中提拔了閎夭、泰顛（兩位賢臣），把政事交給他們，西方之地都歸服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即便是享有厚祿尊位的大臣，沒有誰不恭敬戒懼地施行政務；即便是務農和在作坊做工的人，沒有誰不爭相勉勵而崇尚道義。所以賢士是用來充當輔佐宰相、繼承事業的人才。因此得到了賢士，謀劃就不會陷於困境，身體就不會勞累，名聲得以確立而功業得以成就，美好的事得以彰顯而邪惡不會滋生，這都是由於得到賢士的緣故啊。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得意賢士不可不舉，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，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，將不可以不尚賢。夫尚賢者，政之本也。”
【白話】 因此墨子說：得志的賢士不能不提拔，不得志的賢士也不能不提拔；如果還想效法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的治國之道，就不能不推崇賢人。推崇賢人，乃是為政的根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