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九 · 第29篇
子墨子言曰：“凡出言谈，由文学之为道也，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。若言而无义，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，则虽有巧工，必不能得正焉。然今天下之情伪，未可得而识也，故使言有三法。三法者何也？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其本之也，考之天鬼之志，圣王之事；于其原之也，徵以先王之书；用之柰何，发而为刑。此言之三法也。
【白话】 墨子说：“凡是发表言论、著书立说，作为一种立身行事的法则，就不能不先确立判断是非的标准和法度。如果说话却没有判断的标准，就好比在不停旋转的陶钧（制陶用的转盘）上去标定日出日落的方位，即使有技艺高超的工匠，也一定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。如今天下事物的真伪还不容易辨认清楚，所以使言论的判断要有三条法则。哪三条法则呢？有作为根本依据来考察的，有作为来源依据来推究的，有放到实际中去检验运用的。所谓考察根本，就是用上天和鬼神的意志、古代圣王的事迹来验证它；所谓推究来源，就是用先王留下的典籍来印证它；所谓检验运用，又怎么做呢？就是把它推行到刑法政令中去考察它的效果。这就是判断言论的三条法则。”
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，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，以众人耳目之情，知有与亡。有闻之，有见之，谓之有；莫之闻，莫之见，谓之亡。然胡不1尝考之百姓之情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见命之物，闻命之声者乎？则未尝有也。若以百姓为愚不肖，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，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有闻命之声，见命之体者乎？则未尝有也。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？古之圣王，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而劝之为善，发宪布令以教诲，明2赏罚以劝沮。若此，则乱者可使治，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为不然，昔者，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此世不渝而民不改，上变政而民易教，其在汤武则治，其在桀纣则乱，安危治乱，在上之发政也，则岂可谓有命哉！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。
【白话】 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的认为命运并不存在。我之所以能够知道命运是有还是没有，是凭借众人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它的有无。有人听到过它、有人看见过它，就说它存在；没有人听到过、没有人看见过，就说它不存在。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考察一下百姓的实际经验呢？从古到今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可曾有谁见过命运这种东西、听过命运的声音吗？根本就不曾有过。如果认为百姓愚昧无能，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不足以作为依据来制定标准，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考察一下诸侯流传下来的言论传说呢？从古到今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可曾有诸侯听过命运的声音、见过命运的形体吗？根本就不曾有过。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考察一下圣王的事迹呢？古代的圣王，举荐孝子并勉励他们去侍奉双亲，尊崇贤良并勉励他们去做善事，颁布法令来教导训诲百姓，明确赏罚来鼓励善行、阻止恶行。像这样做，那么混乱的局面可以使它变得安定，危险的局面可以使它变得太平。如果认为不是这样，那么从前夏桀所造成的混乱，被商汤治理好了；商纣所造成的混乱，被周武王治理好了。这世道并没有变，百姓也没有更换，只是在上位者改变了政令，百姓就容易接受教化了——在商汤、周武王治下就太平，在夏桀、商纣治下就混乱。可见安危治乱都取决于在上位者所推行的政令，那怎么能说有命运在起作用呢！所以那些说有命运的言论也是不对的。
今夫有命者言曰：‘我非作之后世也，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。今故先生对之？’曰：夫有命者，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？何以知之？初之列士桀大夫，慎言知行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，下有以教顺其百姓，故上有以规谏其君长，下有以教顺其百姓，1故上得其君长之赏，下得其百姓之誉。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，流传至今，而天下皆曰其力也，必不能曰我见命焉2。
【白话】 如今那些主张有命运的人说：‘这不是我们在后世才编造出来的，从前夏、商、周三代起就有这样的说法流传下来了。如今您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它呢？’墨子回答说：那些主张有命运的人，不知道这话是出自从前三代的圣明善良之人呢？还是出自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之人呢？怎么知道呢？当初那些有德行的贤士、杰出的大夫，言语谨慎、行为明智，对上能够规劝进谏他们的君长，对下能够教导顺服他们的百姓，所以对上得到君长的赏赐，对下得到百姓的赞誉。这些贤士、杰出大夫的名声从不衰减，一直流传到今天，而天下人都说这是他们努力的结果，绝不会说‘我在这里看到了命运’。
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缪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弋，内沈于酒乐，1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。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使下不亲其上，是故国为虚厉，身在刑僇之中，必不能曰我见命焉2。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缪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弋，内沈于酒乐，3不肯曰：4‘我5罢不肖，我为刑政不善’，必曰：‘我命故且亡。’虽昔也三代之穷民，亦由此也。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，外不能善事其君长，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，必不能曰：‘我罢不肖，我从事不疾’，必曰：‘我命固且穷。’虽昔也三代之伪民，亦犹此也。繁饰有命，以教众愚朴人久矣。圣王之患此也，故书之竹帛，琢之金石，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：‘我闻有夏，人矫天命，布命于下，帝式是恶，用阙师。’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，汤与仲虺共非之。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：‘纣夷之居，而不用事上帝，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，曰：“我民有命，毋僇其务。”天不亦弃纵而不葆。’此言纣之执有命也，武王以太誓非也。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：‘女毋崇天之有命也。’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。于召公之执令于然，且：“‘敬哉！无天命，惟予二人，而无造言，不自降天之哉得之。’在于商、夏之诗书曰：‘命者暴王作之。’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，当天有命者，不可不疾非也。”执有命者，此天下之厚害也，是故子墨子非也。
【白话】 因此从前三代的暴虐之君，不约束自己耳目过度的享乐，不谨慎防范自己心志的邪僻，对外纵情驰骋去打猎射鸟（毕、弋都是猎取飞禽的器具，毕是带柄的网，弋是系绳的箭），对内沉湎于饮酒作乐，不顾及他们国家百姓的政事。大量做无用的事，残暴地对待百姓，使下面的人不亲附他们的君上，因此国家变成废墟、人鬼断绝（虚厉指国破家亡、绝后无人祭祀），自身陷于刑戮之中，可见绝不能说‘我看到了命运’。因此从前三代的暴虐之君，不约束自己耳目过度的享乐，不谨慎防范自己心志的邪僻，对外纵情驰骋去打猎射鸟，对内沉湎于饮酒作乐，却不肯说：‘我疲弱无能，我处理刑法政务不好’，反而一定说：‘我命中本来就该灭亡。’即使是从前三代那些走投无路的穷困百姓，也是如此。对内不能好好侍奉自己的亲人，对外不能好好侍奉自己的君长，厌恶恭敬节俭而喜好怠惰苟且，贪图吃喝而懒于劳作，结果衣食财物不够用，使自身以致有饥寒受冻挨饿的忧患，却绝不肯说：‘我疲弱无能，我做事不勤快’，反而一定说：‘我命里本来就该穷困。’即使是从前三代那些虚伪的百姓，也是这样。他们粉饰渲染有命运的说法，用来教导众多愚昧朴实的人，已经很久了。圣王忧虑这一点，所以把（反对命运的话）写在竹简绢帛上，刻在钟鼎碑石上。在先王的典籍《仲虺之告》（仲虺是商汤的大臣）中说：‘我听说那夏朝的人，假托天命，向下面发布命令，上帝因此憎恶他，于是丧失了他的军队。’这说的是夏王桀坚持有命运的主张，商汤和仲虺一起反对它。先王的典籍《太誓》（即《泰誓》，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）中这样说：‘商纣傲慢地居于其位，却不肯敬事上帝，抛弃他的先祖神灵而不加祭祀，还说：“我的百姓自有天命，何必勤勉于政务。”上天因此也抛弃他、放纵不再保佑他。’这说的是商纣坚持有命运的主张，周武王用《太誓》来反对它。又有《三代百国》（古佚书）中说：‘你们不要推崇上天有命运的说法。’《三代百国》也是说没有命运。还有《召公》（与召公有关的篇章）也同样否定相信命运的说法。它说：‘要恭敬啊！没有天命这回事，只有我们二人（指君臣自身），不要制造虚妄的言论，命运并不是从上天降下来才得到的。’在商、夏的诗书中说：‘命运的说法是暴虐之君编造出来的。’况且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如果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缘由，那么对于上天有命运这种说法，就不能不竭力反对它。坚持有命运主张的人，是天下的大祸害，因此墨子反对它。